“鲁迅为何要死在这时啊？”

这是郭沫若阵营里一位作家惋惜的感叹。

五四运动的惊雷给中国文坛吹入了新鲜的空气，打破了旧传统文学的藩篱。

然而在新文化领域里，同一条战线的文坛巨擘之间也会因为“一时之气”而拌嘴打架。

不同于市井之人的肢体冲突，文人们往往会选择通过文章来“笔墨相讥”。

而在那个革命精神盛行、革命行动风云迭起的时代，文章作为不朽之盛世，也在经历同样的革命与自我革命。

文人之间的论争就在于以笔为刀，攻击敌人也剖析自己。可能也是和文人本身性格的关系，在解剖中国现状的同时难免会上升到对对方本人的人身攻击。

于是，一个新诗领袖和一个民族文艺奠基人的“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书生意气 半生疏离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先锋、伟大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鲁迅先生溘然长辞，让曾经与他笔墨相讥的文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刀剑”，大声叹息。

曾经的论敌在此刻停止了与鲁迅先生的论战，他们用悼文来表示对鲁迅先生平生功绩的肯定以及对其人格的赞美。并同时用漫画警告各位同仁，“耗子”要跑出来了。

这不难理解，在鲁迅先生犀利的文风之下，很多文坛滥竽充数者不敢高声狂吠，偏等他去世之后才出来叫嚣。

这样的行为，不仅会受到鲁迅先生生前追捧者的攻击，甚至连曾经与之论战的论敌也会鄙视他们。

不管怎么说，鲁迅先生的逝世之后，先前与之针尖对麦芒的郭沫若先生却成了接过鲁迅新文化运动大旗的主将。

两人的纷争来源于文人阵营不同。新文化运动之中同一条战壕里的文人随着西方思想更深入的传播和影响，再加上本土政治格局的反复迭代，开始重新思考新的革命路线。

革命的阵营开始划分为两派，一个是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激进革命主义，二者对旨在对抗现实；另一个仍在坚守启蒙理想。

其中温和自由主义和激进革命主义对于中国的现状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可是方式却大相径庭，这成为二者内战的导火索。

由于当时的政治局面尚不稳定，两拨人心照不宣地避免政治话题，避免引发政治界和文化界的冲突，所以整个内战的根本，还是处于“文人相轻”的阶段。

两拨人群所受教育不同、经历不同、文化气质不同，选择革命的方式也不同。

在激进派发展到后期，一些旧人成了“温和派”，一些新人几欲取而代之。

比如郭沫若等激进派文人便给鲁迅先生扣上几顶杀气腾腾的帽子——“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

这些词汇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过于凶狠，也实在难以和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学界先驱联系在一起。

尽管在后来的诸多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并不是真的认为鲁迅先生是这样的人，但在当时的环境里，这样的帽子实在是太过语惊四座。

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理论逻辑都进行了批驳。郭沫若骂鲁迅“封建余孽”是假，但他认为鲁迅先生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把握确实还不到火候，对辩证法的唯物论也不是很了解。

只不过，郭沫若在攻击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存在大量的逻辑漏洞和混乱跳跃举证，致使整篇文章无法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批驳文。

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化名“杜荃”所做，可是鲁迅先生以及一众同行谁不认识郭沫若的文风。

鲁迅先生毫不客气予以反击，在演讲会上作文《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用来嘲笑郭沫若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不过是空有题目。后来又创作小说《一只手》讽刺郭没有革命的勇气。

其实这篇小说有些低估郭沫若的革命气概了，至少在国共决裂的时候，郭沫若作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用来批驳蒋介石方面的种种恶行，这实在是勇气可嘉。

诸如此类文战，鲁郭二人你来我往，二人身后的语丝社和创造社也频频发文反驳对方的观点。

到后来双方共同的敌人渐有复起之象，郭鲁以及创造社便开始重新展开合作。不过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创造社内激进思想的盛行又将鲁迅先生推出了门外。

合作宣告破裂，鲁迅觉得自己被创造社背叛，于是又开始了和创造社以及郭沫若的对垒。

郭沫若公开骂鲁迅“衣冠禽兽”，鲁迅毫不示弱回复郭沫若五个字：